BOB DYLAN：从来都只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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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不仅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摇滚音乐家，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一位语言大师。他是唯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音乐家。美国媒体称他是“一代人的良心”。

By BOB DYLAN（徐振锋、吴宏凯／译）

我生于1941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州的希宾长大。1959年初春，我离开了家，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该州最大城市）。我乘坐的是一辆灰狗长途车——没有人迎接我，没有人知道我。我喜欢这样子。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我那一直没用的电子吉他换了一把双O马丁（Martin）原声吉他（原声吉他不插电，包括民谣吉他和古典吉他）。另外，我开始听大量的民谣唱片，留意他们的弹奏风格，学习新的曲目。从歌词上来说，民谣可以达到神奇的境界，有自己的含义。



我唱过一首歌，叫《当一个男人陷入爱情》，说的是一个恋爱中的男孩感觉不到寒冷，他将穿过冰雪去见他爱的女孩，并带她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些民谣歌曲里面的某个人物，甚至开始像他那样思考。



民谣歌手能把歌唱成一整本书，而且只用几段就做到了这一点。但很难讲究竟是什么使得关于一个人物或事件的一首民谣歌曲变得有价值，也许是某种公正、诚实的人格，或是一种抽象的勇敢。这些歌曲都有美妙的旋律，充满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角色，比如理发师、仆人、士兵、海员、农场工人和工厂里的女孩，当他们在歌曲里说话时也就进入了你的生活。

但是民谣的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



仿佛我一直处于黑暗之中，有人打开了灯光控制的总开关

我在一家叫“紫洋葱”的比萨店演唱，每次能赚到3或5美元。一天，我去朋友林恩的寓所，他拿出一些78转的老唱片给我听。我把其中一张伍迪·格斯里（美国民谣歌手、作曲家，被认为是“话题性民谣之父”）的唱片放到转盘里，当指针停下，我惊呆了——不知道自己是否醉了。伍迪在唱他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像《英俊少年弗洛伊德》、《艰难旅行》、《库里大坝》。



我无法相信，格斯里竟然有这样的控制能力。他是这样的诗意，坚硬，富有节奏感。我也在听他的歌词，里面蕴藏着无限的人性。我觉得我发现了自我控制的本质：让自己处于世界的内里。我感觉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我自己，头脑中有一个声音在说：“就该如此。”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神启，仿佛我一直处于黑暗之中，有人打开了灯光控制的总开关。



伍迪让每个词都显得很重要，他用词语绘画。我努力仿效他。许多民歌手可能把伍迪的歌当成怀旧的，但我觉得它们完全是现代的、现实的，甚至反映了将来。



虽然6个月前我还毫无背景可言，但我感觉自己从一个未经任命的志愿者立刻被提拔成了一名光荣的骑士。我听到伍迪·格斯里似乎对我说：“我将离开，但是我把这项工作交到你手里了。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




我想去的地方是纽约

一个下雪的早上，我在紫洋葱比萨店后面的屋子里醒来……觉得双城（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已经变得有点狭小了，这里的民谣界太过封闭。我想去的地方是纽约。



于是我带着一只装有几件破衣服的箱子、一把吉他和竖琴架，搭便车往东，穿越在白雪覆盖的威斯康辛草原上。1961年仲冬，我终于到了那里。刺骨的风打在我的脸上，整个城市都在面前摇晃。



我到这儿不是在寻找金钱或是爱情。我想，我寻找的东西是从克鲁亚克（美国作家）的《在路上》中看到的那些——速度、声音，以及艾伦·金斯堡（美国诗人）所称的“自动唱片点唱机的世界”。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正在吸取所有第一手的知识——记下歌词、旋律和变化，可能要用尽余生来练习这些知识。



我在“Wha？咖啡馆”（Café Wha?）吹口琴伴奏，没有属于自己的表演，但这是我在纽约表演生涯的开始。我住的地方，是一座无电梯大楼的顶楼公寓。通常我会在天亮前回来，一头扎进沙发，它就在那个高高的带门廊的厅里，可以翻开成为一张折叠床。



我开着收音机，我总在收音机里寻找着什么。就像附近的火车声和钟声，收音机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音效来源，但电台的播放曲目实在是无聊……没种、软弱，不管它播什么都只是“牛奶”和“糖”，并没有真正体现这个时代双重性格的歌曲。



我关掉了收音机，走进另一间房。我拧开灯。这地方太强有力地把文学呈现在你眼前，修昔底德，塔西佗，奥维德，果戈理，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马基雅维里，卢梭，拜伦、雪莱、朗费罗和爱伦·坡……



我读得最多的是诗集。我背下了爱伦·坡的诗歌《钟》，并在吉他上拨弄着给它配了曲。我把很多作品都高声朗读出来，我喜欢那些文字的声音，喜欢这种语言。比如弥尔顿的抗议诗《皮埃蒙特大屠杀》，讲的是意大利萨伏伊公爵杀害无辜的事件。它就像民谣的歌词，甚至更高贵。



我不能准确地用文字表达我的追求，但我开始去搜索它。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楼上的一间阅览室里，我开始从微缩胶卷上阅读1855年到1865年间的报纸，试图了解那时候的日常生活。我想要写高于生活的歌，如果能正确理解生活，也许就能够把它们放进一段话或一首歌的一段歌词里。



我做每件事都很快，思考得快，吃得快，说得快，走得快，甚至唱歌都很快。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位言之有物的作曲家的话，我需要让自己慢下来。我已经让自己打破思考短歌的习惯，开始阅读越来越长的诗，看看能在读的时候记住什么，以此训练思维，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拜伦的《唐璜》，从头到尾都集中精神。我开始往脑子里塞进各种深刻的诗歌。这就好像拉着一辆空车走了很久，现在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必须用更大的力气去拉它，我感觉我正在从落后的牧场里走出来。



丘比特的箭以前曾在我耳畔呼啸而过，但是这一次它射中了我的心脏

后来，我很幸运能固定在“煤气灯”俱乐部作些短期表演，不用像野雁那样四处觅食了。一天，我和一个黑发女孩聊天，她叫卡拉·罗特洛。卡拉把我介绍给她的妹妹苏兹。从一开始我就很难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她是我见到过的最性感的尤物。她肤色白晰、一头金发，是个纯种意大利人。空气中就像突然充满了香蕉叶子的味道，我们开始交谈，我的头开始晕眩。丘比特的箭以前曾在我耳畔呼啸而过，但是这一次它射中了我的心脏，让我不胜重负。



苏兹17岁，来自东海岸，从事美术设计工作。遇见她就像是走进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她的微笑能照亮一整条满是人的街，她极其活泼、艳丽不可方物——仿佛是罗丹的雕塑活了过来，她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姑娘。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我总是想她，巴望她就在身边。我去看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电影，依然无法集中精力。



像是命中注定，我再次遇到了卡拉，问起她的妹妹。卡拉问我是不是想见她。我说：“是，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她说：“哦，她也想见你。”很快，我们再次相遇，开始经常见面。最后，我们难分难舍。除了我的音乐，和她在一起似乎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也许是我们精神上意气相投。但是她的母亲玛丽并不这样认为，她觉得我过得不明不白，永远没有能力养活任何人。



我和苏兹并未有情人终成眷属。最终命运之旗一挥，我们的感情戛然而止。她选择了一条路，而我选择了另外一条。我们不过是对方生活的过客。



这将是我要写下的一千首歌里的第一首

这一切都无法预料，我从来都没有盯着什么大的唱片公司。如果你告诉我我将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音，我可能会是最不敢相信的那个人，这可是这个国家的顶尖厂牌。对我来说，即使是站到它的门前都是一件大事情。



把我带进来的是哥伦比亚音乐制作人约翰·哈蒙德。在一次节目录音结束时，哈蒙德让我到控制间去，说他想让我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唱片。我说，好，我愿意。我觉得我的心脏都要跳到银河系的哪颗星上去了。



约翰说他认为我属于一种悠久的传统，布鲁斯、爵士和民谣的传统。他把一份合同放在我面前，最标准的那种。我当场就签了字，不在乎什么细节。



我的第一首真正重要的歌曲是写伍迪·格斯里的，而说服约翰·哈蒙德马上把我带到那里去签约的，正是那首歌。它不是一首超越之作，更像是我以词曲形式在向伍迪致敬——是他给我指明了一个出发点，让我确定了身份与命运。而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将是我要写下的一千首歌里的第一首。



民谣是我探索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大多数演唱者都想着让人记住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唱的歌，但对我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记住我唱的歌。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写并唱了《哈蒂·卡罗尔的寂寞之死》、《仅仅是游戏中的人质》、《大雨将至》等歌。我的民谣曲目里没有一首是给商业电台的，它们绝不轻松、不甜美，也不会温柔地靠岸。不仅如此，我的风格太不合规则，无法被电台简单地分类。而这些歌曲，对我来说，比轻松的娱乐要重要得多。它们是我的感受器， 指引我进入某种与现实不同的意识中，那是一个自由的境界。



与其说我是一个仙笛神童，不如说我是一个放牛娃

后来，我出名了，也有了家庭和孩子。生儿育女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开始用不同以往的眼光来看待每件事物。即使是报纸上那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比如肯尼迪被枪杀，马丁·路德·金被枪杀……我更多想到的是，他们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创伤。



几年前，“织工”乐队的罗尼·吉尔伯特在一次民谣音乐节上这样介绍我：“他就在这儿……拿去吧，他是属于你们的。”这听起来多么疯狂！据我所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



我有妻子儿女，我爱他们胜过这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我竭尽全力不让他们受到什么困扰。但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想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我所做过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现实。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与其说我是一个仙笛神童，不如说我是一个放牛娃。



人们以为声名和财富可以转化为权力，以为这能带来荣耀、名誉和快乐。但有时却不是这样。好事者开始日夜闯入我在伍德斯托克的家。一开始，不过是些无家可归者试图破门而入，但是后来流氓激进分子开始抵达，他们把食品储藏室洗劫一空。镇上的警官曾经告诉我，那些爬到我家屋顶上的人如果跌落下来，甚至还可以把我告上法院。这个世界如此荒诞，我似乎被逼入角落。



我居住在黑暗之中，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光明，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它。为了敷衍公众的眼睛，我尽量沉浸于田园生活和世俗琐事。在我的真实生活中，我去做一些我最喜欢的事情，这才是唯一重要的——我参加孩子们的棒球比赛、生日聚会，送他们去学校，去野营、划船、划木筏、钓鱼……我依靠唱片的版税为生。事实上，我已销声匿迹。



在一个疯狂的仲夏时节，我和乐队吉他手罗比·罗伯逊同乘一辆汽车。我觉得自己还不如搬到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去。他对我说：“你想带它去哪儿？”



我说：“带什么？”



“你知道，整个音乐界。”



整个音乐界！车窗摇下来大约有一英寸，我又把它往下摇了摇，让风吹拂到我的脸上，等待他说的话慢慢消散——这很像是一个处理阴谋的办法。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



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邃的梦想。



摘自《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以上内容知识和图片来自——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权合作 普知 http://www.readersdigest.cn/